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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战:东京审判老照片(原版)

 
  第二次世界大战是以轴心国的失败而告终的。德国的正式投降是在1945年5月8日,日本的正式投降是在同年9月2日。
  盟军最高统帅部根据各同盟国政府的提名任命了十一名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法官(中、美、英、苏、澳、加、法、荷、新、印度、菲十一国各一名)。
  由于十一国法官到达东京的时间参差不齐,远东国际军事法庭迟至1946年4月29日才正式接受盟军最高统帅部国际检察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起诉机关)对东条、广田、平沼、小矶、松井、板垣、土肥原等28名日本主要战犯的起诉书。公开庭讯是在1946年5月3日开始的。远东国际法庭自从公布宪章及法官名单到正式开庭,其间经历了约三个半月之久。主要原因系由于十一国法官到达东京的时间参差不齐。苏联法官迟至开庭前两天始偕同苏联陪席检察官及若干随员到达。据说苏联法官之所以迟迟到达,其原因系盟军总部对他随带人员的入境签证故意刁难。缘苏方原拟派遣约七十名人员到法庭及检察处工作,但是完全由美国人包办的盟军总部认为人数太多,不肯签发入境许可证。后经往返磋商,再三交涉,始允约二十名随员入境。
  甲级战犯的特征有二:一是他们的地位很高、权力很大,属于国家领导人的范围;二是他们都犯有纽伦堡和东京宪章中所规定的“甲项”罪行——破坏和平的罪行,亦即策划、准备、发动或实施侵略战争的罪行,而这种罪行是法庭所认为“最大的国际罪行”,是“包括全部祸害的总和”的罪行。这两个特征是互相关联的。一个没有很高地位和很大权力的人是不会对国家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发生作用或影响的。因此,被称为“甲级战犯”的大都是侵略战争中的“元凶巨魁”。
  东京审判中经各国法官商定最后决定挑选下列二十八人作为第一批起诉的被告(其顺序是按照其姓氏的英文字母的先后顺序排列的):

1.荒木贞夫(ARAKI,Sadao)
2.土肥原贤二(DOHIHARA,Kenji)
3.桥本欣五郎(HASHIMOTO,Kingoro)
4畑 俊六(HATA,Shunroku)
5.平沼骐一郎(HIRANUMA,Kiichiro)
6.广田弘毅(HIROTAKoki)
7.星野直树(HOSHINO,Naoki)
8.板垣征四郎(ITAGAKI,Seishiro)
9.贺屋兴宣(KAYA,Okinori)
10.木户幸一(KIDO,Koichi)
11.木村兵太郎(KIMURA,Heitaro)
12.小矶国昭(KOISO,Kuniaki)
13.松井石根(MATSUI,Iwane)
14.松冈洋右(MATSVOKA,Yosuke)
15.南次郎(MANAMI,Jiro)
16.武藤章(MVTO,Akira)
17.永野修身(NAGANO,Osami)
18.冈敬纯(OKA,Takasumi)
19.大川周明(OKAWA,Shumei)
20.大岛浩(OSHIMA,Hiroshi)
21.佐藤贤了(SATO,Kenryo)
22.重光葵(SHIGEMITSV,Mamorw)
23.岛田繁太郎(SHMADA,Shigetaro)
24.白鸟敏夫(SHIRATORI,Toshio)
25.铃木贞一(SUZUKI,Teüchi)
26.东乡茂德(TOGO,Shigenori)
27.东条英机(TOJO,Hideki)
28.梅津美治郎(UMEZU,Yoshijiro)

  这二十八名战犯绝大多数都是在1945年底先后被捕的,早已被羁押在巢鸭监狱。但是其中有四个人情况并不是那样。他们是:重光葵、梅津美治郎、板垣征四郎、木村兵太郎。
 
  特发一组东京审判原版老照片,历史可以证明~
 

二战:东京审判老照片(原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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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6-29 23:36

荒木贞夫

日本帝国时代陆军大将,曾多次出任日本陆军大臣,二战甲级战犯。

 生平

  1877年生于日本和歌山县,其家族原先属于武士阶层,但其父潦倒,开私塾为生。

  荒木贞夫小时候学习成绩很好,小学毕业后考上了当时的日本名校东京英语学校,但无力支付学费。适逢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之后,日本国内从军复仇(夺回被“国际调停”剥夺的战果辽东半岛)风气熏陶下,报考了日本陆军士官学校。1897年毕业后进入日本陆军大学。1904年作为近卫后备混成旅团(即“王牌梅泽旅团”)副官随队参加日俄战争。日本获胜后,荒木返校继续学习,后以陆军大学第19期第一名的成绩毕业。毕业后,曾在参谋本部和日本驻俄公使馆任职,以“苏军专家”闻名于日本陆军内,并成为日军内部“北进论”的首倡者。

  荒木贞夫是皇道派的领导成员。他被编入1936年二二六事件的肃军的结果预备名单中。于1938年到1939年担任文部省大臣。

  1933年的新闻片《日本之关键时刻》中,荒木贞夫作为陆相,身穿将军制服,慷慨激昂地进行侵略鼓动:

  现在把“满洲”称作我们的生命线。我觉得,我们的主要生命线就是按日本高尚的种族精神、日本民族精神和亚洲文明精神,在那里建一块乐土。为此目的,日本应该根据代表整个东方的日本精神、日本道德和日本文化,直接掌握和组织这个国家(指满洲国)……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判决书对荒木的判决:

  “对内从事政治支配和对外从事军事侵略之陆军的热心提倡者。他在实际上是,并且被承认是陆军侵略活动的显著指导者之一……不管他在有无政治地位的时候,他都协助和极力倡导牺牲邻国来富裕日本的军部政策。他不仅同意并积极支持日本陆军在满洲和热河地区所采取的政策,即使上述地区在政治上脱离中国,设立由日本控制的政府,并将其经济置于日本的完全支配之下。”

  被判处终身监禁,但是于1955年因为健康因素而释放。1966年11月2日,荒木在奈良县十津村进行反共演讲时,因病猝死,终年89岁。
 
 
  
相关链接:日落东京湾:“密苏里”号战舰上见证日本投降签字仪式
     侵华日军南京投降仪式
     侵华日军北京投降仪式
     东京审判(组图)
 
 

二战:东京审判老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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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6-29 23:44

审判前的荒木贞夫 1948年
 

二战:东京审判老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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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6-29 23:48

土肥原贤二 
 
生平
 
  19世纪,日本确定以中国和朝鲜为侵略对象的大陆政策后,在中国建立了许多特务机关。其中,最著名的是一脉相承的日本陆军三大特务机关:清末时期的青木宣纯机关、北洋政府时期的坂西利八郎机关和20世纪30年代建立的土肥原贤二机关。
  生于军人世家,能说流利的北京话和几种中国方言
  土肥原贤二,1891年8月8日出生于日本冈山县的一个军人世家,从14岁入仙台地方陆军幼年学校开始,先后就读过东京陆军幼年学校、日本士官学校和日本陆军大学。1912年从陆军大学毕业后,任职于日本陆军参谋本部,随即由参谋本部派往中国,在北京特务机关任坂西利八郎中将的辅佐官,开始了他在中国的特务生涯。
  土肥原能说一口流利的北京话,还会说几种中国方言,这为他从事谍报工作提供了十分便利的条件。因其工作业绩显著,于1930年被调任天津特务机关长,次年又调任沈阳特务机关长。
  “九·一八”事变共谋者,一手导演成立伪“满洲国”政权

  土肥原调到沈阳后几个月,就爆发了“九·一八”事变。事变发生时,土肥原正奉召到东京汇报东北情况。但是,战后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仍然判定:“土肥原贤二确为1931年沈阳事变的共谋者之一”。主要理由是:1、事变发生时他虽然不在沈阳,但由他主持的土肥原特务机关是发动事变的中心。2、土肥原被召回东京时,在报刊公开主张:“关于满洲一切悬案应从速解决,如有必要应以武力进行解决”。3、事变发生后3天,土肥原即从东京返回,就任沈阳市长。4、土肥原是将逊帝溥仪由天津转移到东北的阴谋策划与实施者。因此,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以土肥原对“九·一八”事变有“共谋侵略计划罪”而提出公诉,并认为罪证“均确凿无疑”。
  “九·一八”事变后,土肥原提出在东北建立以逊帝溥仪为首的满蒙“五族共和”体制的日本傀儡政权。在关东军的支持下,他亲自赶赴天津,制造“便衣队”暴乱事件,乘机将溥仪从天津劫持到东北。在土肥原等人的导演下,以溥仪为首的伪满洲国政权很快成立,东北沦为日本的殖民地。在长达14年之久的殖民统治下,日本从中国东北掠夺了大量资源,东北人民遭受了深重灾难。

  策划以分裂中国为目标的“华北自治运动”

  日本侵占东北后,又向华北扩张。与日本的侵略政策一致,土肥原于1933年再次充任沈阳特务机关长,开始策划“华北自治运动”。当时,华北山海关、唐山、通州等地的特务机关,全部划归土肥原领导。在他的策划下,特务机关先后对阎锡山、韩复榘、宋哲元等中国地方首脑进行拉拢,企图使他们脱离国民政府,另立自治政权,但没有收到成效。于是,土肥原又开始寻找其他机会。
  1935年5月,4名日本军人在察哈尔省由多伦经张北县沿途偷绘地图,到达张北时因无证件而被中国军队扣留。土肥原立即以此为由向冀察当局施加压力,逼迫察哈尔省民政厅厅长秦德纯与之签订《秦土协定》。该协定主要内容包括:1、向日军道歉,撤换与该事件有关的中国军官;2、停止国民党在察哈尔的一切活动;3、成立察东非武装区,第29军从该地区全部撤退;4、取缔察哈尔省的排日机关及排日活动;5、撤换宋哲元的察哈尔省主席职务。
  1935年10月,土肥原特务机关进入北京后,继续策划以分裂中国为目标的“华北自治运动”。战后远东国际军事法庭认证,土肥原曾亲自与国民党冀东行政督察专员殷汝耕进行密商,要求后者“起事”。在土肥原的煽动下,殷汝耕于11月25日在通县宣告脱离国民政府,成立“冀东防共自治政府”,并发表了亲日宣言。冀东伪政权成立后,土肥原又鼓动主持华北军政的宋哲元与殷汝耕合作,成立“华北五省联盟自治政府”。宋哲元得到国民政府同意后,成立了冀察政务委员会。土肥原担任冀察政务委员会顾问,并安插了一些亲日分子充当委员。
  以上事实说明,从“九·一八”事变开始,到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前,土肥原在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局部侵华战争和建立在东北的殖民地统治,以及分裂华北的活动中,都扮演了重要角色。

  率部入侵,进军神速,被日本媒体称为“华北战场上的一颗明星”
  
  1936年3月,土肥原奉调回国出任留守第一师团师团长。1937年3月,他又被任命为第14师团师团长。
  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日本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土肥原奉命率部入侵中国。8月20日,土肥原部在塘沽登陆,之后在华北作战,一路杀向保定、石家庄、邢台、邯郸、磁县、大名、安阳、新乡,直抵黄河渡口。因其进军迅速,被日本报纸称为是“华北战场上的一颗明星”。
  1938年5月,土肥原率部渡黄河进入陇海铁路向郑州方面进攻。中国军队为阻止日军沿平汉铁路进攻武汉,在花园口掘开黄河堤岸,以黄河之水阻止日军行进。土肥原部被洪水围困月余。黄河决堤造成中国人民数十万人死亡和1200余万人流离失所,日军的侵略是该事件的根本起因。
  1938年6月,日本为在占领区组织统一的伪政权,成立了对华特别委员会,调土肥原中将负责,称“土肥原机关”,后改称“重光堂”,在上海设办事处。该特务机关成立后,在土肥原的主持下,先后对唐绍仪、吴佩孚、靳云鹏做工作,但并未取得成效。1938年底汪精卫叛国出走后,日本改将汪作为统一中国伪政权的对象。
  土肥原于1939年调任北满第五军司令官;1940年调任日本军事参议官兼陆军士官学校校长;1941年晋升陆军大将并出任陆军航空总监;1943年调任第七方面军司令官,统辖日本驻马来亚的第29军、驻苏门达腊的第25军、驻爪哇的第16军和驻婆罗洲的日本守卫队;1945年调回东京任教育总监。
  日本战败投降后,土肥原贤二被盟军逮捕,关入横滨刑事所。1948年11月,土肥原以“破坏和平”、“违反战争法规惯例及反人道”等罪行,被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为甲级战犯,在巢鸭监狱执行绞刑。
 
 

二战:东京审判老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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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6-29 23:49

审判前的土肥原贤二 1948年
 
 

二战:东京审判老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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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6-29 23:52

桥本欣五郎 
 
  1920年从日本陆军大学毕业。曾任海拉尔特务机关长、关东军司令部部员等职,积极策划与发动“九·一八”和侵略我国东北的战争。1937年芦沟桥事变爆发后,恢复现役,调任侵华日军炮兵团长。同年12月,曾直接指挥日军对我国南京地区进行惨无人道的大屠杀。1945年日本投降后,被列为甲级战犯,1948年被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处终身监禁。
  桥本欣五郎是一名极端的法西斯分子。1936年8月,桥本欣五郎效仿纳粹德国“一国一党”的法西斯理论,创建了“大日本青年党”,并亲任总裁,疯狂地为日本全面侵华制造舆论。
  桥本不但是日本入侵中国的疯狂支持者和鼓吹者,而且亲身参与了杀害中国人民的暴行。1937年10月,他出任侵华日军华中方面军炮兵纵队长,指挥日本炮兵部队进攻南京城。日军攻陷南京后,桥本欣五郎指挥所属炮兵部队,在芜湖至南京城的长江岸边,部署了长达数里的重炮交叉火网,轰击从南京逃出后准备乘船逃生的中国军民,有成千上万的中国军民被炸死炸伤,宽阔的长江面上漂满了遇难者的尸体,江水都被鲜血染红了。
  桥本欣五郎还公然无视国际法规,命令炮兵部队对停泊在南京附近长江中的所有舰船,不问国籍,一律加以攻击。1937年12月11日,当他得知英国炮艇正护送一艘满载英国侨民和中国难民的渡船离开南京时,立即下令开炮拦截。结果英国炮艇被炸伤,一名英国海军士兵丧命。第二天,桥本又命令航空编队前去轰炸护送西方侨民和中国难民的美英护航船队,导致数百名外国侨民和中国难民被炸死炸伤。
  日本战败投降后,盟军逮捕了甲级战犯桥本欣五郎。1948年11月12日,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处他无期徒刑。在东京巢鸭监狱服刑7年后,桥本欣五郎于1955年获假释出狱,两年后病死。
 
本帖最后由 雨打芭蕉 于 2009-6-30 22:15 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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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6-29 23:53

审判前的桥本欣五郎 194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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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6-30 06:26

审判前的畑 俊六 1948年

  畑俊六(1879.7.26-1962.5.10),二战甲级战犯,是日本法西斯侵华元凶之一,东京人。
  1900年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1910年以第1名的成绩毕业于日本陆军大学。曾三次在驻欧洲国家陆军武官处任职。后任炮兵联队长、旅团长,参谋本部第4部、第1部部长及炮兵总监等职。1933年任第14师团长,后任航空本部长。1936年8月任台湾军司令官。1937年任教育总监,升大将。1938年任上海日军总司令,华中日军司令官,指挥武汉方面作战。1939年任陆军大臣,1941年任侵华日军总司令。1944年6月获元帅称号,11月复任陆军教育总监。1945年4月任驻日本本土第2总军司令。1948年被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处无期徒刑,1954年因病假释,1958年获释。
  1938年10月26日,时任侵华日军华中方面军司令官的畑俊六率部攻占武汉。日军占领武汉后,在畑俊六纵容和唆使下,到处杀人放火、奸淫掳掠,犯下了累累罪行。
  在武汉街头,日军肆意用机枪扫射平民,奸淫残杀中国妇女的罪行更是每天都在发生。很多日军宪兵也当街大施淫威。花旗银行一名外国职员目睹此事后说:“这还是日军的宪兵,宪兵尚且如此,其他士兵还能不成为强盗吗?”
  日军在占领武汉初期还有计划地连续在城内放火。汉口和武昌不断可以看到日军焚烧民房的大火。抢劫更是常见的事,日军一进汉口便破门而入,翻箱倒柜,洗劫财产。为了鼓励日军的抢劫行为,畑俊六下令开设了“汉口野战邮局”,专门存汇日军抢劫所得的赃款。该邮局局长对当时东京《朝日新闻》的记者供称,日军占领武汉后的一个月内,该邮局所存日军士兵的款项,折合日币已达到60亿日元。由此可见日军在武汉的劫掠达到何种疯狂的程度。
  1945年9月13日,畑俊六作为甲级战犯被盟军逮捕。1946年5月3日,这名日本法西斯侵华元凶受到宣传法西斯主义、积极从事侵略战争、肆意屠杀和平居民等五项指控。在法庭上,畑俊六一扫昔日的骄横之气,神情紧张,嘴巴歪扭地等待着法庭的判决。1948年11月12日,当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宣判其无期徒刑时,这个法西斯分子长舒了一口气,自己罪恶累累竟能逃过一死,他万分感激地冲法官鞠了一躬。在巢鸭监狱服刑6年后,畑俊六于1954年被假释出狱,1962年5月10日结束了罪恶的一生。
  有名罪行:1943年5月在湖南境内,畑俊六指挥手下屠杀3万余中国人,强奸当地妇女两千多人,史称厂窖惨案。
 

 
 

二战:东京审判老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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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6-30 06:28

1948年,带耳机的畑俊六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上接受审判
 
本帖最后由 cherry 于 2009-6-30 06:34 编辑

 

二战 东京审判老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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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6-30 06:32

日本甲级战犯平沼骐一郎(左)与白鸟敏夫在关押的监狱里下棋比赛 1948年

短命战时内阁首相:平沼骐一郎

  供奉在靖国神社中的14名甲级战犯之一!
  平沼骐一郎出生在日本津山藩(今冈山县)一个藩士家庭,自幼就读私塾,后考入东京帝国大学法学部。1888年毕业后被选拔进入司法省,经见习期后被录用为法官,先后任东京地方法院法官、东京控诉院法官、东京控诉院部长等职。1899年升迁为东京控诉院检察官,1907年升任大审院检察官,后任司法省民刑局长,从此进入政界。

  创立右翼团体“国本社”,汇聚大批军国主义分子

  平沼在司法界的10年里,相继任大审院院长、检察总长等要职,同政界的联系越发密切,同时着意培植个人势力,联络显贵,巴结军部,1923年终于拜相封爵,进入山本权兵卫内阁担当法务大臣。
  然而,就在这一年,发生了难波大助暗杀摄政宫裕仁(即后来的昭和天皇)未遂的“虎之门事件”,对平沼来说是一大冲击。他决意利用团体的力量捍卫日本的“皇统”———这也是他由来已久的神国史观和天皇史观的表露。平沼被日本政界称作“敬神家”,他敬畏和崇拜天皇,推崇日本的国体,宣扬日本是“神之国”,主张天皇亲政,所以,于1924年创立一个国家主义和国粹主义的右翼团体,称为“国本社”,顾名思义是以国家主义为根本,维护日本的“国体”。
  在平沼影响下,司法界的原嘉道、铃木喜三郎、山冈万之助,内务官僚后藤文夫,海军界的加藤宽治、末次信正,陆军界的荒木贞夫、真崎甚三郎、小矶国造等人都汇聚在他的旗下,这些人大多是狂热鼓吹扩张主义的军国主义分子,尤其是陆海军人物,后来都成为日本发动侵略战争的骨干成员。
  这以后,平沼在政界扶摇直上,先后任贵族院议员、枢密院顾问,又被赐为男爵,1926年升任枢密院副议长。平沼如同政坛上的一颗“新星”,引起朝野内外的关注,入主内阁魁首的呼声也日甚一日。但是,元老派西园寺公望对其陈腐的政治观念不以为然,认为平沼从敬神的立场主张天皇亲政是与时代不合拍,所以当枢密院议长退职后,极力反对平沼接替议长职务,直至后任议长因病去职,因平沼明确表示自己反苏反共的立场,才被元老们接受,终于登上枢密院议长的宝座。

  实施警察宪兵统治制度,驱使全体国民无条件为战争效力

  1939年1月,近卫内阁宣布总辞职,在军部和右翼团体的支持下,平沼骐一郎终于爬上总理大臣的宝座,出面组织平沼内阁。当时,日本已经发起了全面侵华的战争,日本陆海军的主力陷在中国战场不能自拔,日本的人、财、物等战争资源日见紧缺,亟待政府出台对策,扭转局面。平沼上台伊始颁布了《扩充生产力计划要纲》,决定动员日本全社会的人力、物力和财力,扩大军工生产规模,藉以维持侵华战争。随之,又修改了兵役法,废除短期兵役制,延长国民服兵役的时间,把一批又一批青壮年送上战场。
  1939年3月,平沼内阁又设立“国民精神总动员委员会”,由文部大臣、陆军大将荒木贞夫出任委员长,实施更残暴的警察宪兵统治制度,把全国的人、财、物都集中到统治当局的手中,驱使全体国民都必须无条件地为战争效力,建立起军事独裁的法西斯战争体制。
  在平沼任上,还爆发了诺门坎事件,关东军在中蒙边境挑起大规模武装冲突,结果一败涂地,被苏军吃掉一个师团,日方只好坐在谈判桌上,同苏联签订了停战协定。

  无奈辞职,结束短暂政坛生涯

  更坏的消息是,德国与苏联突然签订了互不侵犯条约,本来与德国建立了反共协定、把矛头指向苏联、意图北进的日本政府遇到新的难题。而此前,平沼骐一郎内阁刚刚成立之时,纳粹德国就向平沼内阁提出三国军事结盟方案。
  这一方案在内阁产生两种不同的意见,以坂垣征四郎和东条英机为代表的陆军派积极赞同三国军事结盟;而外务大臣有田八郎及海军派认为苏联是日本的主要敌人,主张回避同英美的冲突。3月22日,平沼内阁召开有总理、陆相、海相、大藏相、外相参加的五大臣会议,提出一个模棱两可的方案,即德意同英美开战时,日本原则上予以支持,但目前和不久的将来碍难参战。陆军大臣坂垣征四郎坚决反对这一方案,坚持与德、意缔结军事同盟的主张,最后竟以辞去陆军大臣的手段倒阁,加之德国同苏联缔结了互不侵犯条约,平沼骐一郎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丢下一句话:“欧洲的情势复杂奇怪”,遂宣布总辞职,结束了平沼内阁在政坛上的短暂生命。

  反对无条件投降,誓死维护“国体论”

  1940年7月,平沼又出任近卫内阁的内务大臣和国务大臣,作为近卫内阁的重要成员,他积极推动内阁走向扩大战争、对美开战的道路。1945年4月,平沼又任枢密院议长。此时,日本已经一败涂地,不可收拾,除了放下武器彻底投降别无出路,但是,在天皇召集讨论日本何去何从的多次会议上,平沼从维护“国体”的立场出发,顽固坚持保存国体,反对无条件投降,甚至痛哭流涕,力反众议,誓死维护他的“国体论”。
  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后不久,平沼以A级战犯嫌疑被逮捕,关押在巢鸭拘留所。1947年11月,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因其对中国、美国、英国、荷兰的“侵略战争罪”以及发动诺门坎事件的责任,以“共同谋议侵略战争罪”判处他终身监禁。
  1951年旧金山条约签字,美国结束对日本的占领,日本政府违反条约规定的原则,怂恿政界和社会右翼势力掀起释放战犯运动,结果将一大批在押的战犯释放,平沼也在其中。1952年8月,被保释出狱的平沼骐一郎病死。
本帖最后由 雨打芭蕉 于 2009-7-2 14:36 编辑

 

二战 东京审判老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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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6-30 06:41

1934年时代周刊上的广田弘毅
 
  广田弘毅(広田弘毅 ひろた こうき,1878-1948) 日本第32任首相。福冈县人。东京帝国大学法科毕业。

生平

  1878年2月14日,广田弘毅出生于筑前藩福冈那珂郡锻冶町,是林德平和林竹的长子。出生后起名叫丈太郎。

  其父德平是一户农民家的次子,十三岁时父母双亡,于是到锻冶町的广田石材店当学徒工,期满后他没有离开贫穷的店主夫妇,留在店里做义务工。明治十年,经店主夫妇做媒,他娶了前街的竹为妻。竹从十二、三时父亲去世时起就开始就帮助母亲经营一家小素面馆。丈太郎出生后不久,林德平夫妇成为广田石材店的养子,丈太郎从此改姓广田。明治三十二年,在第一高等学校读书的丈太郎自作主张,引用喜爱的《论语》中“士不可不弘毅”一节,将名字改为弘毅。当时的法律只允许出家人改名,为此他征得常去参禅的小林寺和尚的同意加入了僧藉。

  广田弘毅自幼随父母改姓,除了他在高中时代自作主张改名之外没有什么值得大书特书的。广田弘毅内阁有以下一些特点,广田是浜口雄幸之后又一位出生于明治时期的首相,但他的上台并未给明治以前出生的首相打上休止符,之后还有平沼骐一郎和铃木贯太郎两位首相是生于1867年的。不过广田辞去总理大臣后,经过四个月的林铣十郎内阁后担任第一次近卫内阁外相,再次入阁。此时他已五十九岁,在年龄上是近卫“青春内阁”中的长老。阁僚的年轻化开始引人注目,广田之后的三十五年中,首相都出生于明治时代。广田是真正的“平民宰相”,这一点与原敬相比就可以清楚地看到。原敬担任总理时是政友会总裁和众议员,被宣传为“无爵宰相”、“平民宰相”和“庶民宰相”。原敬的“无爵”是因为他拒绝受封,“平民”是因为他和担任南部藩家老之职的家庭分了家的缘故。虽然如此,他还是被宣传为“平民”,这是和明治维新期间成为朝廷敌军,身负贼军污名而败落的南部藩以及原敬家悲剧性命运相对而言的。

  广田内阁是在戒严令下成立的。这种情况也有先例,1923年8月24日,加藤友三郎首相在任中病逝,第二天,临时内阁总理大臣内田康哉外相率内阁总辞职。8月31日,天皇下旨令山本权兵卫组阁。9月1日发生了关东大地震,9月2 日政府公布“非常征发令”和戒严令,山本急速挑选内阁成员,当日夜里新内阁成立。广田曾通过外交官、领事官考试,是第一个在外务省担任过高级公务员的总理大臣。战后有币原喜重郎、吉田茂、芦田均三位首相与他经历相同。广田内阁之后就不再有总理大臣、重臣或阁僚因恐怖事件丧生。虽然有针对米内光政和东条英机的暗杀计划,但都没有成功。这种状况和以前的恐怖事件频发形成鲜明对比。不过他也并非和悲剧无缘。战后,广田和东条英机是被判为甲级战犯而处极刑的七人中的两人,况且广田是唯一的文官。此外,近卫在被起诉当天早晨自杀身亡,小矶被判无期徒刑后病死在狱中。

  说到悲剧,广田内阁商工相川崎卓吉入阁仅一个多月便因病去世;藏相马场英一在第二年年底病死。说到有关战争方面,陆相寺内寿一在战败投降时担任南方军总司令,被拘押期间死于越南的西贡;海相永野修身作为甲级战犯受到审判,在审判过程死去;继任商工相小川乡太郎在1945年4月辞去缅甸政府顾问职务回国时,所乘阿波丸被美军潜艇击沉,葬身鱼腹;拓殖相永田秀次郎到菲律宾担任陆军军政顾问,1943年9月客死他乡。当然,广田弘毅内阁之前的悲剧与之后的悲剧性质完全不一样。

  广田内阁有很多官僚,并以来自内务省者居多,占内阁成员大半。还有五人曾担任过次官,他们是内相潮惠之辅、商工相川崎卓吉、法制局长次田大三郎,外相有田八郎、法相林赖三郎。拓殖相永田秀次郎和书记官长藤沼庄平曾担任过警保局长,分别因“虎门事件”和“米骚动”而引咎辞职。藏相马场和农相岛田俊雄都曾担任过法制长官。这种人员构成反映出尽管广田内阁的施政方针和政策制定受到军方的强制,但在政策制定过程中来自官僚的合作是不可缺少的。从这个意思上讲,广田内阁在人员构成方面可以说是军方与官僚的合作体制。在冈田内阁曾担任过书记官长的吉田茂出任汇集了各个省厅优秀人材的内阁调查局长官。因此,不能把广田内阁的政策责任推到给军部一方承担,这些政策也是他自己内心的想法。
恢复军部大臣现役武官制
  “二•二六事件”被镇压之后,青年军官们的动静与事件前并没有什么变化,随处可见更加满怀激愤的青年军官们在一起商谈。军事课为了平息他们的冲动情绪以防生变而奔忙。当时军事课对这些青年军官们明确表示,无论有什么理由、在什么场合,都不允许采取武力的直接行动,除陆军大臣以外,军部不能干涉政治。同时也表示陆军大臣在内阁中将努力消除那些引起青年军官们起义的各种恶劣事态。军方中枢部门为了说服青年军官,与理论相比必须让他们看到实际证据,所以在阁僚人事、政府政策以及预算案方面都必须积极发言,进行干预,而且还要取得实际效果。军部为达到这个目的,要求实行“陆海军大臣、次官现役武官担任制”。

  5月18日,根据敕令,陆军省、海军省修改官制,从“陆海军大臣官制附表备注栏”中消除了“预、后备役”的文字,恢复了陆海军大臣、次官必须由现役武官担任的制度。这件事的经纬是,4月17日陆相提出关于陆海军大臣现役专任制的规定草案,24日在内阁会议上通过,之后经过枢密院审议对外公布了《陆海军大臣现役将军(大、中将)专任制》。陆军主张修改官制的理由有两个,一是要对军队进行彻底整顿,消除内部派系间对抗,预、后备役军官容易与政党政治和世俗阶层发生利益关系,难以站在公正公平的立场上。而且好不容易才把皇道派从军队中清除掉,如果仍允许予后役将军担任大臣,他们有死灰复燃的可能。如果不把复活皇道派消灭在萌芽状态,就很难期待军队整顿能够彻底。不能说寺内等统制派的这种担心是杞人忧天。事实上,对行动派抱有亲近感并保持紧密接触的近卫文麿在第一次组阁时任命荒木贞夫为文相、与皇道派气脉相通的“舰队派”末次信正为内相;第二次组阁时任命柳川平助为法相。打击皇道派确实是寺内和陆军内统制派们的真实想法,但还有更重要的、被他们隐藏起来的目的,那就是陆军想要通过这个制度实现陆军大臣全面干预政治,同时把这个制度作为囊中之物,随心所欲地操纵内阁。现役武官的人事权分别由陆、海军两省掌握,即使是首相也不能越过两省直接选拔担任大臣的人选。陆海军两省可以要求现任陆海军大臣辞职,并拒绝选派继任人选。军部用这种手法掌握了内阁的生杀大权。此外,陆军还就推荐后任大臣人选问题在大正十三年制定过“三位长官一致推荐”的内部规定。根据“陆军省参谋本部教育总监部有关业务担当规定”和三长官会议形成的惯例,在推荐下一任陆相时,除了三位长官协商外还要听取次官、人事局长的建议,必须照顾到军方元老(皇族、元帅、军事参议官等)、骨干军官和幕僚们的希望和要求。

  据说在恢复现役武官担任大臣制度时,广田想以“三长官一致推荐”的方法推荐首相希望的人选,但寺内独揽了这个权力。战后不久的东久迩宫内阁时,陆军推荐教育总监土肥原为陆军大臣,首相却起用了北支方面军司令下村定。在广田的后任宇垣一成组阁时,陆军三长官以没有可推荐的合适人选为由阻挠宇垣内阁成立。米内光政内阁时,陆相畑俊六主张将战争扩大化,与米内发生对立而辞职,陆军省以同样理由拒绝选派后继人选,迫使内阁总辞职。以上两例子反映出,把广田和陆军间的交易约定说成是一纸空文也不为过。被陆抢得先手分的广田在其后半生中一直陷于困境,丝毫没有作为首相的气概。

  之所说是“恢复”了现役武官担任陆海军大臣制度是因为之前有过先例。在第二次山县有朋内阁时期的1900年,政府对陆海军省官制进行修改,企图实现由现役大将或中将担任军部大臣的制度。这次修改官制的目的是为了防止参加了政党或某个结社的人物担任陆海军大臣。有一种说法,上届内阁(宪政党隈板内阁)在组阁之初想从政党人士中挑选陆海军大臣人选,计划由头山满担任陆相,由平冈浩太郎担任海相(两人都是玄洋社最高领导人),因此山县有朋抱有危机感。联想到西乡叛乱时板垣退助等对西乡的帮助和当时头山满和平冈两人在福冈进行的活动以及与板垣等人之间的来往,还有组阁时除了留任的陆海相(桂太郎和西乡从道)外大半阁员都是政党人士这一点,隈板内阁想起用头山满和平冈分别担任陆海相的说法有一定可信度。和陆军不同,海军中推荐继任人选属于海相的专权,但自1932年伏见宫担任军令部长后,人选问题就必须征得他的同意。
 
缔结日德防共协定
  广田几乎没有主导制定过任何国家政策。1936年11月25日,日德两国在柏林签署日德防共协定,这是广田内阁在“国家政策基准”和“帝国外交方针”基础上制定的唯一一项外交政策。

  日德签署防共协定的背景是,当时日本面临来自北方(苏联)的威胁,并在国际上陷于孤立。德国在西欧同样陷于孤立境地(或者说“新兴德国”正在上升)。所谓来自北方的威胁是指苏联在其远东地区拥有强大军事力量,对日本造成压力,而且共产主义活动在远东地区开始普及。特别是以“满洲事变”为转折点,苏联在其远东地区的兵力和军事设施激增。由于日本在对华、对满关系上倾注了主要力量,人员和飞机的质量都无法和远东苏军相抗衡,日本不得不摸索利用外交手段与苏联相对抗。当时的德国也正在摸索成为“新兴”大国之路。希特勒于1932年1月30日成为德国总理,建立了纳粹政权。10月14日宣布退出日内瓦裁军会议和国际联盟,1934年8月19日,希特勒兼任总统。1936年宣布实行征兵制,重整军备。日本驻德武官大岛浩少将注意到这种情况,于1935年向纳粹党政权外交部长里宾特洛夫提出签署日德双边协定的意向,两国开始秘密交涉。广田把由驻比利时大使转任驻华大使的有田八郎召回国担任外相,正是因为有田的想法和大岛相同。有田就任外相后马上通过驻德大使武者小路命令大岛试探纳粹方面想法,在得到里宾特洛夫确实希望实现日德合作的答复后,便要求德国方面提出草案。当时并没有什么特定的内容,日本的想法是优先考虑德方希望的内容。7月,德国方面提出了日德防共协定及附属议定书草案,内容是前一年大岛和里宾特洛夫之间商定的。外务省对草案进行研究后,7月24日在外相官邸召集有寺内以下陆军首脑们参加的联席会议,对外务省案进行商讨并达成一致。但是在讨论过程中外务省认为有必要就防共问题与英国进行协商,陆军对此强烈反对。外务省也强硬地指出,如果不和英国进行协商而单独和德国合作是不可能实现的。陆军最终作出让步。外务省和陆军一致认为应尽最大限度的注意,不过分刺激苏联,并不使英国因此感到不安。

  协定草案被送到枢密院进行审议,广田在第一次审查委员会上就此事作了说明,称苏联的军事力量在东亚对日本形成压力,并通过共产国际进行搅乱工作,对日本的国防造成直接威胁,同时阻碍日本落实“东亚安定政策”,缔结该协定是以和德国合作、共同防卫和牵制苏联为主要目的。同时,要尽可能地邀请第三国一起形成防止赤化扩大的防卫态势。但是该协定会尽量避免使正在向前发展的日苏关系恶化,将继续进行日满苏边境划定,处理国界纠纷,继续改善日苏关系。有田外相在说明中提到苏联在欧洲造成的威胁,指出苏联和其邻国间逐个签订互不侵犯条约,而且加入了国际联盟,和法国、捷克斯洛伐克签署了相互援助条约,正在欧洲扎实地强化其国际地位。广田和有田都强调,日本和德国在挫败苏联在东亚和欧洲扩大侵略的意图和阻止共产国际在这两地区推行赤化方面有共同的利害关系。这个协定在表面上是日德两国针对共产国际制定的,而真实意图是以苏联的进攻或进攻威胁为前提的。

  日德防共协定在国际上引起的反应反过来形成更大的波浪冲击着日本。日本和纳粹政权缔结协定,与不论东方还是西方国家都产生隔阂。7月前后,外务省电示驻英国大使吉田茂(吉田从一开始就反对与纳粹德国缔结协定),让他为就两国间各种问题调整关系作准备。但在10月7、8两日,发生了基隆事件(在台湾基隆几名英国东洋舰队水兵和当地司机为价格发生纠纷而惊动警察的事件),11月日德防共协定对外发表,使得日本与英国改善关系的计划无限期拖延下去。对苏关系也受此影响,原本已经枢密院审议通过并在11月10日草签的日苏渔业协定,由于苏联在20日向日方通告拒绝签字而化为泡影。日德协定虽然表示非常欢迎有志于防共的国家加入该协定,但对此表示共鸣的仅有意大利(意大利于1937年11月6日加入该协定)。南京的国民政府发表声明反驳称,防共工作是内政问题,不认为有求助于第三国的必要。欧美各国也对此冷眼旁观,他们担心建立反共网将导致世界的分裂。

  美国驻日大使J•C•格尔表示担心该协定不仅对日本与苏联的关系,就连对英美等民主国家改善关系都十分不利。元老西园寺也严厉批判签订该协定是为德国所利用,指出日本没有必要和除英、美、中三国之外的国家签订协议,广田和有田对各国的反应毫无知觉,这个决定完全是为了迎合军方,广田是个投降分子。宇垣也尖锐地批判道,即使作为防共对策也应该呼吁英、美、法三国共同结成防共大包围网,与法西斯德国相呼应是没有原则立场,表示与广田一刀两断。重臣若槻礼次郎称,广田内阁的存在对国家不利,内阁对军部的蛮横和战争主张没有能力制止。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日德防共协定是在国策“基准”和外交“方针”基础上策划制定的,而且发展到与别国签订了协定,是广田内阁期间唯一由内阁主导制定的外交政策。如果说大多数由军部主导制定的政策中无法体现出广田的真实想法,那么这个由内阁主导制定的日德防共协定则反映了广田的真实主张。
 
卢沟桥事变与第一次近卫声明
  广田第一次入阁是在1933年斋藤实内阁期间,接替辞职的内田康哉担任外相。在他的任命仪式上天皇特别对他说道:“陆军总和别国发生事端,令人非常为难。好像海军方面在努力防止这种情况,广田那边也要注意,不要引起事端。”当时广田诚惶诚恐,之后马上找来美国驻日大使格尔,表示改善日美关系是他外交政策的基础。他还对原田熊雄表明他的决心:“在这五、六年间不能对外酿成事端,首先有必要改善对华关系,哪怕只有一点也好。”在之后的冈田内阁,广田留任外相,未改初衷。在1935年1月25日召开的第六十七届通常国会上,政友会的芦田均(战后担任第四十七代首相)在质询中问道:“政府对目前的国际形势过于乐观,广田外相主张的‘协和’外交的实质是什么?有什么具体政策?”广田回答说:“虽然说未来会有战争,但至少以我今日之信念,相信在我外相任内决不会发动战争。”

  在他首次入阁约三年半、辞去首相四个月后的1937年6月,他就任第一次近卫文麿内阁外相,再次入阁。非常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他担任外相期间,日中间爆发了全面战争(从“卢沟桥事变”发展为“华北事变”,进而发展为“支那事变”),发生了南京大屠杀事件。广田在他从卢沟桥和南京经过巢鸭(位于东京的战犯监狱)走向坟墓的泥泞道路上留下了自己的脚印。

  广田在1938年5月第一次近卫内阁改组时将外相之职让给了宇垣一成,但实际上他作为外相的气数在这一年1月16日发表“日华声明”(第一次近卫声明)时就已经到了尽头。这个声明提出“两个放弃”,即放弃不扩大日中战争的方针和放弃通过外交手段解决日中间问题的方针,广田选择了一条自我毁灭的道路。广田作为政治家对此应负的责任是无法估量的,“两个放弃”的提出使得日中战争全面化、泥沼化,使日本更深地陷入国际孤立。而且作为这个时期的特征,只要中国与主要国家没有一起反击日本,日本没有必要选择这种不计后果的政策。可见日本对中国是端着肩膀,趾高气扬,要求对方采取低姿态,而自己毫不让步。现地的军队更是这种心理。国际社会原本对日中战争持观望态度,对日本采取绥靖政策,不想刺激日本。日军攻陷南京,在南京进行进行大屠杀,而且宣布放弃与蒋介石的国民政府的外交交涉,使国际社会改变了对日本态度。

  对于“支那事变”,中国政府根据国际联盟规约第十、十一、十七条,就日本的战争行为向国际联盟提出上诉,使问题国际化。9月13日,国际联盟第十八届大会接受中国上诉,并列入大会讨论议题。外务省于15日发表声明称:日本已经退出国际联盟,因此不便对国际联盟的讨论内容发表评论。但是中国的上诉与事实严重不符。国际联盟接受上诉说明联盟没有正确认识东亚事态,因此国际联盟的介入将使事态进一步恶化。日本政府对于本次事变的处理方针是,坚持现地解决,不扩大事态,日本的真实意图在于要求中国政府作出反省,放弃排日政策,从根本上改善两国关系。

  日本最终选择了放弃不扩大方针,使战争长期化,因此必须通过处理这次事件来制定出根本国策。从表面上看,这只是一场“事变”,而实际上是日中间全面战争。以此为转折点,日本开始制定战时体制,而另一方的中国没有利用“支那事变”强调“保卫祖国,全面战争”。

  在战局方面,近卫内阁将战争由华北扩大到华中。日本在国际上找不到一个友好国家,成为亚洲中的孤岛。不祥的前兆开始出现。根据国际环境和战局的发展趋势,政府制定了“支那事变处理纲要”,提出希望通过第三国从中斡旋,与中国进行外交交涉。但是12月30日,日军攻陷南京后,这一纲要即被束之高阁。同时发生的南京大屠杀事件,成为日本陆军历史上最大的污点,日本因此成为国际社会指责批判的对象,这个孤岛开始被潜在的敌国包围起来。1938年1月16日,日本政府宣布“今后不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这个政策是日本外交史上最大的失败。

  1月16日,广田会见德国驻日大使迪尔库森,感谢德国长期以来在日中间斡旋,同时通告了今后日本对华不再进行外交交涉的决定。正午时候,政府根据内阁秘密起草提出的对华声明案,发表了与中国断交的声明(即“帝国政府今后不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近卫第一次声明)。

  这份对华声明中称:“帝国政府在攻陷南京后尚给支那政府留有反省的最后机会。然而国民政府不理解帝国政府之真诚心意,大肆策划抗战,内不察人民涂炭之苦,外不顾东亚地区和平之大局。帝国政府今后不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而期待真心与帝国进行合作的支那政府的产生,改善两国关系,届时帝国政府将对新支那的建设提供合作。帝国政府从来的尊重支那领土完整和主权以及各国在支那权益的方针没有丝毫改变。如今,帝国政府愈发深感对东亚和平责任重大,希望国民为实现这一任务更加发愤图强。”

  1月22日,第七十三届通常国会召开,近卫首相和广田外相在演说中都提到了这个帝国声明。近卫声称“不用说,以日满支三国牢固的合作关系为基础,确立东亚地区的永久和平,为世界和平做出贡献,这是帝国不变的国策。不久前,政府针对不思反省的支那国民政府提出不再以其为对手的方针,也是为了实现不断增强与各国友好关系的国策。”

  广田外相则称:“德国曾向帝国政府提出过作为日中两国间的桥梁进行斡旋的好意。依此,为给国民政府以最后的反省机会,帝国政府为解决事变特提出以下四项条件:其一,支那政府必须放弃容共、抗日、抗满政策,与日满一起努力共同防共;其二、在有必要的地区设立非武装地带,且在该地区建立特殊机构;其三,日满支三国间缔结紧密的经济合作协定;其四,支那对帝国作出赔偿。这四项要求是帝国政府认为绝对必要的最小限度的要求,切望国民政府尽快依此条件求和。但是该政府对东亚局势视而不见,无视我国政府的宽容和德国政府的好意,没有拿出虚心坦怀、诚恳乞和的态度,事态发展至今也没有作出什么诚恳的回答。国民政府这样的态度等于是置帝国政府给他们的最后机会而不顾,使帝国政府感到等他们反省是不可能的。因此帝国政府才在16日发表了不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声明。”

  这样的声明是在国际联盟已经就日军空袭作出指责决议,认定日本的战争行为违反九国公约和巴黎不战条约、并且日军在南京进行了大屠杀的行为为国际社会所知的情况下作出的。1月18日,帝国政府作出补充声明,言语之中毫无宽容、博爱以及文化上的精练与睿智,真可称得上是“语言屠杀”。。日本政府把语言都作为武装,并用语言的刀刃砍向中国。声明宣称不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这比不承认国民政府还要恶毒,是想彻底抹杀国民政府。虽然如此,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也不是宣战公告,完全是想在不宣战的情况下抹杀代表一国国民的政府。这种作法完全是对他国残酷无礼的行为。

  因为被判极刑的七个人当中只有广田是文官,所以为他鸣不平的声音占了大多数。但是从两个方面看广田应算得上是现行犯。第一是他没有阻止一不做二不休的军部,反而走上他们的道路。在1941年底对美英宣战之前,天皇招待阁僚和重臣一起吃饭,饭后天皇向他们征求对宣战的意见。当时首相东条英机和内大臣木户幸一在座。关于对广田的印象,天皇有如下记述:“不知是不是由于他是由玄洋社起家的原因还是什么别的原因,只有他说进行战争为好,还推荐组成皇族内阁,说应该在征求统帅部意见的基础上组阁。从他的谈话完全无法想象他曾担任过外交官。”还有一条也可说明他确实该受到极刑。比如在对华声明问题上,近卫之后又发表过第二次、第三次声明,逐渐修正政策轨道。广田不论是与军部的关系上还是在预测对自己的审判结果上,都表现出他是个一条路走到底的政治家。特别是在行刑之时,广田无声端坐,一脸漠然,坐待天命。他也没有和其他被告比较对自己的量刑。

  对青少年时代的广田弘毅给人留下的印象是恍恍惚惚的,而狱中战犯的广田却是真实的。充满人性魅力的秀才广田,他在少年时代是一个少有的天赐之物,而作为一个文官,又落到从容坐等极刑以结束自己七十一岁生命的境地,实在令人叹息。

  广田在担任首相和近卫第一次内阁外相时代的政治责任十分重大。广田不作任何解释正是他安身立命之道。广田的墓碑现在福冈市的圣福寺内,旁边是随他自杀的夫人静子之墓。他的墓碑上刻着他的法号“弘德院殿悟道正彻大居士”。
 
相关链接:日本战犯前首相近卫文麿畏罪自杀老照片
 
     时代周刊上的近卫文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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